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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我很抱歉，卡耐基先生，我在信里粗鲁地向你发脾气，要请你包涵、原谅才是。”

    我坚持说：“不，不，都是我的错，该道歉的是我，即使是个小学生，也不会弄出像我那样的错误来。那件事，我已经在电台更正过了！现在我亲自向您道歉，希望您能原谅我。”

    她接着说：“我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。两百年来，我的家族在那一带一直很有声望，我以我的家乡为荣。当我听你说奥尔柯特女士是新罕布什尔州人时，我实在太难过，所以才写了那封言语过分的信。这封信使我感到愧疚、不安。”

    我说道：“实话跟您说，我比您难过十倍。我的错误，对马萨诸塞州来讲，并没有什么伤害，可是对我自己却是沉重的一击。像您这样一位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女人，很难想象您会给电台写信的。以后我如果再说错什么话，只要您听到了，就写信给我。”

    她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你这种愿意接受人家批评的态度，我十分欣赏，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。”

    从这几分钟的电话内容来看，当我理解了她的初衷，向她致歉时，我也同样得到了她的谅解和道歉。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，这点我自己感到很满意。我觉得传递善意，要比你直接跟她说“你去死吧！”，要开心得多。

    但凡当过美国总统的人，都会遇到很多棘手的人际关系问题。塔夫特总统也不例外。他曾经说过他的经验之谈，同情是消除隔阂最有效的药物。在他的著作《伦理中的服务》一书里，塔夫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他是如何让一个对儿子失望至极又恨铁不成钢的母亲，平息了心中的怒火。书中写道：

    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太太，她丈夫在政界相当有势力；她缠着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要我替她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。她还拜托了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，来替她儿子说好话。可是那个职位是一个关键的技术岗位，而不是给一个官二代消遣用的。所以经该部的部长推荐，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，之后我就接到那位母亲的来信，她指责我忘恩负义，还说我不厚道，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帮她。她还说她曾如何劝说她那一州的代表，让他们支持我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，可是我却用这种形式报答她。

    当你接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要如何措辞，回击这个既粗鲁又鲁莽的人，接着，或许你就准备动笔写信了。可是，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就会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，两天后，再把这封信拿出来。像这类信，迟几天回信，也不耽误事。但你那时的气早就消了，也就不会用过激的言语冲撞对方了，我就是这么做的。我坐下来尽力用最客气的言语写了封回信，告诉她，我知道一个做母亲的，遇到这种事情时，会感到很失望。可是我坦白地告诉她，委任那样一个职位，并非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而且那个岗位对于技能的要求很高，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才可以胜任，所以我才另派他人。我希望她的儿子在他现有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，以期将来有所成就。那封信平息了她的怒气，她寄了一封短信给我，对她上次的事表示抱歉。

    但我所委任的那个人，短时内还不能到岗。过了几天，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她丈夫的来信，可是信上的笔迹却跟之前的那一封完全一样。

    这封信上说他太太由于这件事，而患上神经衰弱，现在卧床不起，也怀疑胃上长了一个瘤。为了让他妻子恢复健康，他恳求我，那个位置能不能由他的儿子顶替。我不得不再回一封信，当然这封信我是写给他丈夫的。首先，我希望他太太早日恢复健康。我非常理解他妻子对儿子的一片苦心，可是这是政府的政令，岂能朝令夕改，已委派的人是不会被轻易更改的。几天后，那人也正式上任了。就在我接到她丈夫那封信的第二天，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，最先到场向我和我夫人致敬的，就是这对夫妇。

    索尔·胡洛克是美国第一位演出经纪人，他和诸如夏利亚宾、伊萨多拉、邓肯、巴普洛娃这样的世界级艺术家打了半辈子的交道，有二十多年的经验。胡洛克告诉我，这些艺术家往往都很有性格，喜怒无常，要应付他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他和这些明星交往的过程中，学会了理解，理解他们可笑、古怪的脾气和特立独行的做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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